一則關于滴滴代駕司機在工作中意外去世，家屬發現其120萬元保單在理賠時竟“縮水”至1萬元的新聞引發社會廣泛關注。事件的核心爭議點在于，保單條款中明確將“機動車修理和維護”列為除外責任，而司機正是在進行此類工作時發生意外。這一案例不僅揭示了平臺經濟下新興職業的風險保障漏洞，更折射出保險條款設計與實際工作場景之間的嚴重脫節，以及平臺責任邊界的模糊地帶。

據媒體報道，該司機在接單后前往車主所在地，協助進行車輛故障排查，過程中發生意外不幸身故。家屬在申請平臺提供的駕駛員意外險理賠時，保險公司依據保單免責條款中“被保險人從事機動車修理和維護（包括但不限于保養、改裝、檢測、修理、拆裝、搬運等工作）期間遭受意外傷害”不予賠付意外身故保險金，僅賠付了1萬元猝死保險金。原本指望用于保障家庭未來的120萬元保障，瞬間蒸發。

這一裁定引發了公眾對兩個關鍵問題的追問：代駕司機的工作邊界究竟在哪里？ 在平臺的服務協議中，代駕的核心職責是“駕駛服務”。然而在實際操作中，司機常會遇到車輛無法啟動、需臨時處理小故障、協助車主挪車等與“駕駛”直接相關但技術性模糊的情景。本次事件中的“修理和維護”行為，究竟是司機提供的額外幫忙，還是完成“駕駛服務”所必需的前置環節？平臺對此缺乏清晰指引和培訓，卻讓司機獨自承擔了條款解讀的最終風險。

平臺提供的保險是否真正匹配了職業風險？ 滴滴為司機投保的駕駛員意外險，本意是提供職業保障。但將“機動車修理和維護”這一在代駕場景中高頻發生的關聯活動完全排除在外，相當于在保險覆蓋面上撕開了一個巨大的口子。條款制定時，是否充分調研了代駕工作的真實場景？這種“窄條款”與“寬宣傳”（如強調高額保障）之間的落差，是否構成了對司機的誤導？當風險發生時，平臺是僅僅履行了投保的“形式責任”，還是真正承擔了保障其服務生態參與者的“實質責任”？

更深層次看，此事件暴露了零工經濟中勞動者權益保障的系統性脆弱。代駕司機與平臺之間通常被認定為合作關系而非勞動關系，這使得他們無法享受工傷保險。平臺購買的商業保險成為其主要職業風險保障，但保險產品的設計權、解釋權往往掌握在平臺和保險公司手中，司機作為被保障對象，卻處于信息與權力的末端。當發生爭議時，他們缺乏有效的議價能力和維權渠道。

輿論的持續發酵，已迫使滴滴平臺與保險公司重新審視此案。有法律人士指出，保險公司對免責條款負有明確的提示和說明義務，否則條款可能不產生效力。平臺作為組織管理者，對服務流程中的風險有預見和管理責任。司機在提供服務過程中，其行為是否屬于“工作職責的合理延伸”，將成為認定平臺責任與保險理賠的關鍵。

這一悲劇性事件，應為整個零工經濟平臺敲響警鐘。它要求：

1. 保險條款精細化：平臺與保險公司必須基于真實、詳盡的職業場景調研來設計保險產品，確保保障范圍與工作實際風險基本匹配，并對免責條款做出極其醒目和清晰的解釋。
2. 平臺責任明確化：平臺需進一步明確服務規范，劃清司機的工作職責邊界，并為邊界地帶的常見操作提供安全指引和風險預案，不能將模糊地帶的全部風險轉嫁給司機。
3. 保障體系多元化：在現有商業保險基礎上，探討建立適用于靈活就業人員的、更具強制性和普惠性的職業傷害保障機制，彌補勞動關系缺失帶來的保護空白。

120萬到1萬的“縮水”，縮水的不只是賠款數字，更是平臺與勞動者之間的信任，以及社會對零工經濟健康發展的信心。唯有將勞動者的生命安全與權益保障置于利潤與效率之上，構建起權責清晰、風險共擔、保障得力的生態系統，方能讓為城市出行辛勤付出的每一位司機，都能安心前行，無后顧之憂。